眼泪女王
在我大学四年级的时候，发生了一件当时我认为非常大的一件事：我保研失败了，以一名之差，与保研名额失之交臂。
当时，我只有一个念头，那就是我要完蛋了，我真的要完蛋了。
我甚至来不及伤心，第一个反应是怎样向爸爸解释，如果他很生气的话，我怎样才能平息他的怒火。
爸爸在微信上不停地给我转发保研相关的公众号推文，每天都问我名额出来了没有。我不敢看，也不敢告诉他，害怕到折叠了他的聊天框。
大四推免季到来之前，我有一篇金融实证参营论文，一段券商实习，两次社会实践和奖学金若干。
身为保研边缘人，夏令营是海投的，也拿了某校的优营，但因为没有争取到最关键的保研名额，最终还是灰溜溜地下岸了。
在不得不拒掉offer的时候，我的心都碎了。
那段时间，我的眼泪像呼吸一样简单。
人在写作的时候，总是形容眼泪是断线的珍珠。但其实，并不是，只有被人心疼的时候，眼泪才是珍珠，在不爱人的眼里，它是一种负担。
我总是有很多的眼泪，很多的情绪，在我懂事以后，意识到这样可能会给别人带来困扰，我就努力克制了很多年，很多年。
本科时期，我过得平平无奇，但总体还算上进，拿奖学金，争取实习，参加社会实践，别人干什么，我就干什么，因为这些事情都是“对”的，所以我也去做。
但实际上，我始终没有想明白，我到底想要什么，我想成为一个怎样的人。
大学是一个充满同辈压力的场所，我一本正经地完成了我应该做的事情，这样听话，这样守规矩，可我并没有得到相应的回报。
仿佛我从大一迷茫到了大三，一转眼，我就变成毕业生了，这合理吗？
保研失败是结果，不是原因，我的未来变成一只氢气球，被现实一戳，它便轻飘飘地破了。
就是在这个我后来日记里称之为“人生转折年”的时候，我认识了蒋峪。
时间线拖回那一年的九月二十七号，学校官网马上就要进行推免公示，我没法再瞒了，只好发微信告诉我爸：对不起爸爸，我没有成功保研。
发完以后，我握着手机，静静地等待审判。那一整个傍晚，我都等着爸爸下班回家以后给我回信息或者打电话。
我是挑晚高峰发的，因为爸爸下班开车的时候不能看手机，所以不会被立刻回复。
但再漫长的等待也有回音，嗡嗡作响的手机铃声就像爸爸的坏脾气，一下一下在手心震动着。
我根本不敢接。
那种恶心、头脑发昏的感觉，我至今还能回忆起来。我甚至觉得喘不过气，有一种气管被眼泪塞住，马上要窒息的冲动。
在那通电话里，我爸训斥了我什么，曾经如噩梦般如影随形，而我早就假装忘掉了。
从我的性别、我的大学、我的专业，再到我这个人，因为没有保上研，成了一个令人丢脸的存在，成了一个彻头彻尾的失败者。
走出图书馆，再往西，就是我们学校的小树林。
北方九月底，天黑得很快，风也很凉，小树林里的人只能算是区区之众。
挂了电话以后，我安心地哭了。
至于哭了多久，我不知道，在我停下来想擤鼻涕的时候，一只手突然伸出来，轻拍了一下我的肩膀。
周围都是黑黢黢的夜色，对方这个动作吓了我一大跳，导致我膈肌痉挛，一下下地打起了哭嗝，没等我反应过来，一包纸巾立刻递到了眼前，我接过，瓮声说了一句“谢谢。”
余光里，我看着这个人背着双肩包往外走了几步，然后像突然想到什么似的，他一下停住了。
再然后，我就看到他折回来，一直走到我面前，问我要不要去打球。
我哭懵了，下意识问他“什么球？”
“羽毛球。”
是的，羽毛球，我和蒋峪就这样约了一次很奇怪的球。
这是我以为的，我们第一次见面，实际上，在这之前，蒋峪对我已经脸熟了。
小树林的鸟屎很多，为了避免被袭击，坐在哪里都是有讲究的。我开学以后经常坐的那个角落，是蒋峪暑假留校时候的心选座位。
在宝座被我占领了以后，他就换了另一处。
我总是背一个米色的双肩包，固定在晚饭以后的时间段出现，然后一个人坐在那里。
蒋峪后来告诉我，他当时想的是，我这么单薄的身板，是怎么哭那样长时间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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那天，蒋峪问我打不打球以后，我犹豫了几秒，起身和他一起走到了路灯下。
暖色调的路灯散发出来的光很亮，刺得我的眼睛又是一热，我胡乱地抹了一把即将溢出眼眶的泪水，也看清了对面人的脸。
蒋峪顶着一头卷毛，脸很白，眉眼非常清隽，像他的人一样，蒋峪是一个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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