阿香回到伦敦是在1941年的初秋。她把在广州采写的系列报道整理成完整专题，取名《沦陷的广州》，交到了威尔逊手上。
连载刊登后的反响远超预期。读者来信雪片似的飞进报社，有人愤慨控诉，有人读得掉泪，还有人随信寄来支票，说要捐给远东难民救助。
接下来的叁年，阿香始终守在《泰晤士报》国际部。战地记者的履历越攒越厚，每一次任务她都冲在最前面，每一篇深度报道都稳稳登上头版。闲下来的时间她也不肯浪费，学摄影、学暗房冲洗，第叁门、第四门外语啃得牙酸也没停过。
她的
穿衣风格也变了，从前爱穿的素色改良旗袍压了箱底，多是剪裁利落的大衣、西裤，整个人沉敛又锋利。
有天苏念安看着她笑：“你现在看着，真像个能扛事的大人了。”
“是吗？”阿香弯了弯眉眼，“那以后叫我凌大人。”
1945年8月，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。
消息传到伦敦那天，整条唐人街都沸了。人们涌上街头把报纸举过头顶，素不相识的人在街角拥抱，彩纸碎絮顺着风飘得满天都是。
阿香站在报社门口看着欢呼的人潮，忽然就想起了谭巧音，想起了阿玲、阿敏，想起了大院天井里那棵白玉兰。
她转身走进威尔逊的办公室：“威尔逊先生，我申请回中国。”
半个月后，英军正式开放华侨及外交人员中英往返通道。阿香随战后首批外交人员返华，以《泰晤士报》特派记者的身份，跟进战后重建报道。
1946年的春节，阿香是在广州过的。
街头终于响起了爆竹声，噼里啪啦从城东响到城西。不少市民听见声响第一反应是缩脖子，有人慌慌张张喊“萝卜头又来了”，愣了几秒才反应过来，是爆竹，不是炸弹。
阿香站在骑楼残存的廊柱下，看着那些惊魂未定又慢慢露出笑的人。这是她见过最狼狈的春节，也是最金贵的春节。
参与西关重建调研时，她撞见了张敏。
两个人都愣在原地。张敏手里还攥着丈量用的皮尺，阿香肩上挎着相机，站在一片断壁残垣里遥遥对视。
半晌，张敏站起身，阿香走过去，两人站在碎瓦砾上看着彼此，眼眶都红了。
“阿玲呢？”阿香颤着声音问。
张敏低下头，眼泪砸在脚边的碎砖上，肩膀轻轻抖着。她抬起手抹泪，袖口滑下去，露出半支磨得发亮的旧钢笔，那是毕业那年阿香送的毕业礼物。
“轰炸那天，她们本来能跑出来的。”张敏声音发哑：“在学堂里，两个人……一起没的。就埋在学堂后院那棵老榕树下。”
阿香默默把张敏揽进怀里，两个姑娘靠在残墙边，哭了很久。
后来聊起近况，张敏说她在一家跨港澳粤的律师行工作。
听了阿香的遭遇后也想帮忙打听谭巧音的消息。
“我帮你一起找。”她攥着阿香的手：“八姑那么厉害，肯定还活着。”
接下来的几个月，阿香以广州为一路往北，韶关、肇庆、梅州等地，最远走到了广西边境。
她习惯了寻找，也习惯了失望，可从来没习惯放弃。写稿时她偶尔会用“谭巧音”做署名，心里笃定：如果她还活着，看见这个名字，一定会来找自己。
张敏在律师行帮她托人打听，苏念安也在返程的船上。她一个人在路上走了大半年，脚边的行囊换了又换，口袋里那张旧照片始终磨得边角发毛。
这天她收到苏念安从邮轮发来的电报，说船已过印度洋，不日到港，让她去维港码头接。
苏念安到香港那天，阿香直接带她去了街边大排档。避风塘炒蟹端上来，香气裹着热气扑脸，苏念安咬了一口就眯起眼：“就是这个味！几年没吃，想死我了。”
阿香看着街边飘落的梧桐叶，轻声说：“你说广州这地方奇不奇怪。小的时候，我在废墟上都能撞见阿敏。真要找一个人了，又大得离谱，找了这么多年，半点儿影子都摸不着。”
“那就换个法子找。”苏念安擦了擦手，“以前电报、寻人启事、难民点挨个问都试过了。不如这次，去庙里求求？”
阿香笑了：“你什么时候信这个了？”
“我不信，但你需要。”苏念安说得坦然，“走吧，求个心安也好。”
阿香还是跟着去了黄大仙庙。
跪在蒲团上的瞬间，她忽然想起很多年前，两人结金兰契的那天。谭巧音就跪在她旁边，穿一身月白的衣裳，眉眼清俊，认认真真地陪着她拜。
她在心里许了叁个愿：找到谭巧音，带她回家，这辈子再也不让她一个人。
拜完黄大仙，苏念安又拉着她往教堂走：“洋庙也得拜，求神自然要求得周全。”
“哪个洋庙？”
“上次路过那间，墙上写着神爱世人的。”
阿香直摇头：“我不信那个。”
“不信，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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